统一六国时期，秦始皇在其复杂的矛盾心理指引下，出色地完成了解决内部纷争，指挥战斗和选贤任能三个方面任务。其中在解决内部争斗中，表现了秦始皇性格中的冷静、残忍等特征；在指挥战斗和选贤任能中则体现出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能屈能伸、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良好素质。其帝王情结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自信的心理基础，和奋进、上进的行为方式。为了大一统的最终目的及帝王情结的实现，在这一阶段，其行为除了霸道、专制、上进等进攻型特征外，在某些方面则适时适度地表现出宽容、谦卑等退让型特征。

灭六国期间羸政的性格和心理

庄襄王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父亲去世，秦始皇即位，当时因秦始皇年幼，无力管理政事，于是诸国事交给大臣们处理。一直到秦始皇九年，举行成年礼，消灭嫪毐集团，夺走了嫂毐与母亲的部分权力，他才真正开始接触和掌握国家的政治军事实权。之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剪灭了吕不韦集团，夺走吕不韦手中权力，这样秦国权力就集中到了秦始皇一个人的手中，他成了秦国的最高“独裁者”。于是兴兵东进，灭六国，平天下，进一步攫取天下之权，实现自己帝王梦想。这一时期，有了权力的保障，嬴政的帝王思想确立，帝王政治部分得到实施。

倘使说亲政之前为了“自保”，秦始皇的心理较稳定的表现为隐忍、宽容等特征，那么在统一六国这一时期秦始皇的性格、心理明显要复杂得多。这里我们从《史记》中尉缭的话语中就能得到证实。“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易轻食人。’”其意思是说秦始皇刻薄少恩，困顿时愿意屈膝折腰，一旦得势便会反过来吃人。由此可见，秦王这一时期的性格心理，既有困顿时表现出来的宽容、恭敬、信人；也有得势时表现出来的残暴、专制。

但是，结合史实，我们不难发现秦王“宽容”、“信人”的前提是功利的，是为了让自己前途大业有个光明前景而做出的暂时忍让和妥协。江连山、白明玉两位学者在其论文《试论秦始皇的恶劣性格与其独裁专政的关系》一文中指出：秦始皇以专制、残暴、荒淫而著称，这与他的恶劣性格有着密切关系，认为“秦王政贫寡不得志时能恭敬别人如长辈，有权势后就要把别人踩在脚下，乃至吃掉是不假的。”对其偶尔所做的一些仁义之举（虚心纳谏等），“也只是小小修补，绝非其恶劣性格的根本改变，也不是其狂妄恣睢、贪婪成性等习性的收敛。”

另外，秦国名将王翦也曾评价始皇说：“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由此可见，王翦老将为秦统一六国，将生死置之度外，尚未能取得始皇全部信任，反倒要靠请“子孙业”以安其心，那么，始皇之前所说“为听将军计耳！ ”以及“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 ”之类云云，难免有施压博取同情之嫌，其所作忏悔也只是秦皇的“惺惺作态”和“权宜之计”而已。

至于秦始皇个性心理的残暴、专制等特征，张汉东先生指出秦始皇个性心理包括退守型和进攻型两大类型。亲政之前其个性心理以退守型为主导，包括宽容、谦逊、猜疑、警惕、忍让等；亲政之后以进攻型性格心理为主，包括报复、妒恨、贪婪、高傲、征服，残忍等。“秦始皇少时憾恨很多，得志于强秦王权后，要求补偿憾恨满足贪欲，以充分展示自我，于是其进攻型的个性心理便成了进取功业的有利条件。”小编深以为然，统一六国期间，秦始皇的性格心理主要展示出其进攻性的一面。在意志上表现为顽强、进取，手段上则为暴力，残忍。因此，侯生、卢生评价始皇时说其“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乐以刑杀为威”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然而，尽管在统一六国这一时期秦始皇个性心理以进攻型为主，但是统一天下的目标尚未实现，其权力欲望和野心也没有得到满足，要实现其吞并天下的野心，必须拥有他人的帮助和辅佐。于是“贪欲之大和自我之小形成反差，使其构成心理矛盾运动。”在这种矛盾的心理指导之下，始皇的性格集谦卑与骄狂，虚心与自负，暴虐与宽容等众多两极性格于一身。

因此，统一六国时期，始皇的整体心理基调是自信的，也正是如此，才有灭六国的胆气与谋划。但其表现在具体行为上的具体心理却是矛盾的，复杂的。一方面，其性格心理以进攻型为主，残忍、果断、奋进，睿智；另一方面，为配合其统一天下的野心，却也适时地表现出宽容、虚心、大度等退让型个性心理特征。

灭六国期间嬴政的行为表现

公元前二百三十八年，嬴政亲政伊始便急着处理一系列国内、国外事情。于内，主要是解决宫廷权力之争，加强集权，统一号令；对外则重新部署对六国的兼并战争。因此这一时期嬴政的行为主要包括解决宫廷斗争、指挥战斗和选才任能三个方面内容。

首先，解决宫廷斗争。纵观历朝历代政治，凡与权力沾上联系，无不伴随着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勾心斗角，“玄武门之变”、“靖难之役”皆是骨肉相残的铁证。身处帝王之家，宫廷斗争自是避免不了。秦王一生下来，宫廷里的各种争权夺利司空见惯，且他太子的特殊身份使其不能不卷入其中。在秦国的宫廷斗争中“帝党派、阉竖派和实力派的三角斗争是主线；宗室、旧臣与客卿的斗争是辅线。”然，关于主线的三角斗争早在秦王剪灭嫪毐、罢免吕不韦之时就以帝党的胜利而结束了。因而，这一时期秦国的宫廷斗争集中在解决宗室、旧臣和客卿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宗室之间的在这一阶段主要斗争体现在始皇与其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史记》记载：“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蛟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由此可见，秦王虽登大位，但不服其管理的宗室贵族却是存在的，且他们拥有一定的军队和势力，觊觎始皇权位。

另外，旧臣与客卿之间的斗争也一直不断。秦国君主素有重用客卿的传统，范睢、百里奚、由余、商鞅等皆为外来客卿，却成为秦国重臣甚至是主心骨。“秦国从秦穆公幵始，几乎历代君主都想方设法吸引外来人才，努力为各国宾客营造发挥才能的环境。”这样，一方面秦国吸引了大量客卿人才，客卿的到来为秦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对于旧臣王公来说却成了威胁。他们想法设法排挤客卿，“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商鞅虽有大功于秦，但结仇于公子党，终不免车裂之刑罚；范睢为人谨慎，但未能终身受宠于昭王，功成身退，这恐怕与旧臣的排斥与谗言也大有关系；及至始皇，“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于是“大索，逐客。”由此观之“大量的客卿为秦国效力，既改变了秦国的选官制度，促进了秦国的强大，同时也加剧了秦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因此这一时期，秦王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解决宫廷纷争，然后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统一战争。于是他斩首了长安君叛军势力的军吏，并“迁其民于临洮” ，取消逐客令。这一系列措施的釆用，有效加强了君主的权力和威信，团结了旧臣与客卿等一大批人才，为六国战争奠定了人才基础。

其次，指挥战斗，主要包括战略战术的运用与具体战术之指导。在六国战争中最高军事指挥员即君主的素质，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嬴政即位后继续采用范睢的"远交近攻”策略逐次消灭韩、魏、燕、赵、楚、齐六国，这是在战略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具体表现在战斗战术上，则釆用张仪的“连横”战术，各个击灭敌人，战斗之中冷静、刚毅，决策果断、准确。统一战争之初，韩国较弱，李斯劝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而此时秦王极爱韩非，韩非主张先攻赵。这时，秦王并未因个人喜好而丧失判断能力，对于韩非“秦王悦之，未信用。”最终釆用了李斯先攻韩国的策略，取得了统一六国的第一场胜利。由此见之，秦始皇在感情上没有“爱屋及乌”，并能高度准确地分析形势，做出正确决断，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

再次，选才任能方面。“秦国因人而兴，也因人而亡。兴亡二字，全系乎人。这里说的人，是指对人才的态度。”匹夫之勇，只敌一人而已。秦国的发展决不能只靠一人之勇，想得到长远发展，其君主必须要有选贤任能的本领。秦王在这方面独具慧眼，且对待人才以诚相见，能够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例如，李斯者，乃楚国蔡郡小吏，至秦国后，秦王慧眼识英雄，先升其为廷尉，后拜官至宰相，大权在握，一直得到始皇信任。又吕不韦为相时，蒙骜曾率兵攻打魏国却被信陵君为首的联军打败。对于这样的败军之将，秦王没有追究和革职，而是对其家族关怀备至，几代受到重用，这才有了名将蒙恬。由此可见秦王的“识人”之才。

此外，六国战争期间秦王对于人才，虽不能像唐王李世民一样虚怀纳谏、从善如流，但却也能听进逆耳忠言，能知错就改。秦王虽能识才，用才，但此时其在人才面前所表现的谦卑、宽容等行为，正如之前所指出，是迫不得已的，暂时的。“他（指秦王）的性格是矛盾的。因为他有被人轻视的一面，所以不得势时他可以‘身自下’人，甚至在他失利时还可以放下身份去向王翦承认错误，请王翦出山为他挽救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