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统治永靖地区的王朝政权有不少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中西秦是统治时期较长的一个。西秦政权的建立对河州地区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都直接反映在历史典籍与炳灵寺洞窟当中，值得另书一笔。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此时，北方的统治政权是前秦。公元383年，经过淝水之战（就是典故草木皆兵的出处），前秦溃败，北方又一次陷于分裂混乱状态，西秦、后秦与北凉政权几乎同时崛起于西北。

       西秦，即乞伏秦，自称河南（黄河之南）国，属“五胡”之鲜卑，为“十六国”之一。其国先建都苑川(甘肃榆中),后迁金城(兰州西固)，三迁枹罕（公元412年，甘肃临夏市），势力最盛时，西秦疆域“西逾浩门（青海乐都）、东极陇坻（陇山），北距河，南略吐谷浑”，即秦、河二州所属的临夏、陇西、青海乐都一带地方。西秦一共经历了乞伏国仁，乞伏乾归，乞伏炽盘，乞伏暮末四代，国运计47年（中间公元402年起失国8年），都枹罕时，其主炽盘，国力最盛。公元431年，夏灭西秦，地入吐谷浑，后归北魏。

        西秦建国在战火频燃的时期和地域，深重的灾难，迫使人们寻找精神上的依托，于是乞伏统治者就利用佛教作为其政治工具，而佛教“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教义精神，也适应了当时人们趋吉避祸的普遍心理，一时西秦佛教大倡，今日炳灵寺有明确纪年的题记（169窟中）就产生于那一时期。

        西秦疆域正好占据了当时中西交通的要点，它的政治中心枹罕（临夏）西北35公里的炳灵寺一带，是当时黄河的重要渡口，东来西去的僧人常经“河南国”，使西秦成为与它西边的姑臧（武威）和东边的长安两个佛教传播中心之间的中继站。

        西秦统治者不但自己崇信佛教，凿龛造像，还聘请高僧为国师，让其参与国家管理，也曾组织人力大量翻译佛经，为弘扬佛法大开方便之门。

        《历代三宝记》卷九记载，僧人圣坚在西秦译经约15部，说：

        “乞伏国仁……尊事沙门。时遇圣坚行化达彼，仁加崇敬，恩礼甚隆。即播世风，仍令翻译……”。

        《高僧传》卷十一《习禅》中记载，先后在西秦境内活动的高僧有玄高、昙弘、昙无（摩）毗、玄绍等人。玄高曾在麦积山修禅，后被两个掌权的学僧排挤，离开西秦，后另一位长安高僧昙弘被河南王礼请，昙弘说服河南王请回了玄高，再回时“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内外敬奉，崇为国师”，而秦川僧玄绍学究诸禅，“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后入唐述山（小积石山，今炳灵石林所在）去世。印度人昙无（摩）毗也在西秦“领徒立众，训以禅道”，玄高就是在欲向昙无（摩）毗受法时遭人谗毁的。炳灵寺169窟“建弘题记”供养人名单第一行就是“（外）国人昙摩毗之像”。

《历游天竺记传》中说：

       （法显）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褥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

       法显（约337-422年），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平阳郡武阳（山西临汾地区）人。法显俗姓龚，出生农家，3岁时，有两个哥哥夭亡，父母恐其不保，舍于寺中做沙弥。10岁，父丧，叔父以赡养母亲为由迫其还俗，法显不应。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感慨于佛教戒律经典缺乏，以致僧人缺少约束胡作非为者众多的局面，发愿西去求经。次年春天，他从长安出发，过张掖，至新疆，穿越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进去出不来）沙漠，先后到达今日之印度，巴基斯坦白沙瓦、阿富汗、斯里兰卡等地，13年间历30余国，尝遍艰辛，回国时已78岁了。回国后，他又不顾年高体衰，翻译了佛经六部六十三卷，著纪录式《佛国记》一部，是研究古代佛教的重要参考文献。

        《历游天竺记传》提到的法显求经的行程路线，文中“度陇”，即翻越陇关；“乾归国”，指西秦，时定都榆中；“褥檀国”，为南凉秃发褥檀之域，时立都于青海乐都；“养楼山”，指今扁都口一带的祁连山脉东段。可见法显的行程是经由丝绸之路秦陇南道的，既过“褥檀国”，必经炳灵寺，所以炳灵寺169窟10号龛供养僧人题名“法显供养之像”，即为求经五天竺的法显（持此说者有阎文儒、李并成等学者，也有魏文斌等学者尚存疑义）。

       夏坐，也叫坐夏，结夏安居。来历是：印度一年的雨季长达三个多月，从四月十六至七月十五，佛家在此期间禁止外出，要聚居一处精进修行，盖因雨季虫蚁众多，僧众多出门则难免误伤，招致外人讥笑。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