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游女唱牡丹：北乡花儿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传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的一种高腔山歌，是当地汉、回、土、藏、撒拉、东乡、保安、裕固等族人民统一用汉语传唱的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在“花儿”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种对人的昵称逐渐成为山歌的名称。

      “花儿”的起源，有人说它是在蒙藏民歌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民歌，花儿的最早研究者张亚雄先生就说它源于隋唐时流行在西北、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曲调，如《伊州曲》、《凉州曲》；有人认为它是从外地迁来的回族人民的思乡曲演化而成；也有人认为是明初从南京迁往洮州地区的移民常以花卉为比兴的一种民歌，兰州大学柯杨教授根据花儿旋律特点（5612）找到了花儿与江南音乐的某种联系。西北民族大学郗慧民先生明确地说：“花儿作为一种音乐因素与文学因素相结合，并具有独立形态的歌曲来说，洮岷花儿形成于明代”。不过，花儿的形成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也许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有人根据花儿的表现手法以及句式特点，推测它与诗经，格律诗、宋词和元曲的联系，也是不无理由的。一般说来，花儿的成熟时期不会晚于明代，明朝人吴镇就有“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我忆临洮好》）的诗句，指出了花儿“饶比兴”的表现手法和汉族与少数民族藏族、土族（“番女”）一起演唱花儿的事实；同在明代为官河州的才子解缙，也有“短歌微送明月回”（《寓河州》）之句，应该是指花儿而言。明代高弘（山西朔州人，成化间任河州儒学教授）写有《古鄯行吟》诗：“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这首诗也描绘了在青海田野演唱花儿的情形。

       花儿发源地在河州（临夏），终止地在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海外回族)，沿古丝绸之路周边地区分布。青海女博士武宇林认为，花儿不仅与回族的诞生密切相关，而且花儿的基础语言——“河州话”，与蒙古人和蒙古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和宋元时期的语言也有一定关联。据此观点推断，花儿的形成不会早于中国穆斯林的形成。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及，临夏居在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要冲，明时起更是西部茶马互市的旱码头，那么，由善于放筏和赶马帮的临夏人民（主要为回族）将山歌传播向各处是可能的。这中间，汉语起到了沟通杂居民族桥梁的作用。虽然如此，花儿的最初形成和演变过程，仍然是一个需要大力考证的课题。

       花儿按传唱地区划分，有“青海花儿”、“河州花儿”、“宁夏花儿”、“洮岷花儿”等叫法，按唱词和曲调可分为“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类。永靖素有“河州北乡”之称，故流行于永靖的花儿，又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北乡花儿”。

       中国诗歌以《诗经》为尊，“花儿”就是西北地区的《诗经》。和“国风”质朴率真的抒情风格一样，花儿所赋所比所兴，十九都是大胆热辣的情爱之歌，所以花儿只能在固定的花儿会场和没有“避辈”之所演唱，此谓之“防闲”。在康乐，就曾发生过一起防闲悲剧，说是公公与儿媳妇在对面山上互相对歌，过程中很合得来，分手时，女方就要求男方告知姓名，男方唱道：“名不大，户不小，我是五户川的申官保”，儿媳知道后羞愧难当，终于自尽。对于防闲有花儿唱道：“花椒的树上你嫑上，你上时椒刺们挂哩；庄子去了你嫑唱，你唱时老汉们骂哩”，民谚里也说“到了陕西嫑唱乱弹，到了河州嫑漫少年”。

       花儿”歌谣创作都有相似的模式和程式化的倾向。一般多是四句或六句，歌词多即兴创作，十分口语化，且不避俚语俗词，这点也和诗经一样。北乡花儿属“河州花儿”，但与其他地方的“花儿”相比较，“北乡花儿”结构更加工整，每首一般为四句，分上下两章。前段比兴，后段本题，前后两段字数相等。长者十字一句，短者七字一句。“北乡花儿”的唱词语言、格律、声韵、音节要求严格。韵脚是“北乡花儿”的灵魂，逻辑和感情的重音非常突出，歌唱用北乡方言，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当一首花儿不足以表情达意时，则按相应模式再创歌词，直到尽兴。

     “北乡花儿” 所反映的内容同别处花儿一样，有气候节令、人生礼仪、劳动技能、人情交往、历史知识、民俗风情等方方面面，堪称民众生活的百科全书，但以表现男女爱情和反抗封建婚姻制度为主题的最多、最生动，但凡赞美、追求、热恋、情变、别离、思念、重逢、训诫等内容，无所不包。北乡花儿抒情真挚，描写传神，从来也不缺乏惊人的想象，比如“三碗的肚子我吃两碗，想你者吃了个半碗”；比如“尕妹哈见时没给头，尕手里捏给个大豆”；比如“要得我俩的大路断，青冰上开一朵牡丹”；《八来歌》是花儿里的佳作，讲述对出门人的八个愿望，这八个愿望一个比一个低微，读来令人神伤：

        白纸上写一颗黑字来！
         黄表上拓者个印来！
         有钱了带一匹绸子来！
         没钱了带一匹布来！
         有心了看一回尕妹来！
         没心了辞一回路来！
         活着了捎一封书信来！
         死了时托一个梦来！

      北乡花儿除了四句一首的散花外，也有较长的整花，如《书生哥》、《马五与尕豆》，最长的本子歌有三国、西游记、杨家将等，需要反复抒情时，则有版本众多的五更词和十二月歌。这些长期传唱的花儿，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艺术性达到了汉语文学的最高峰。

         传统的花儿曲调叫令，它的音乐主调令达一两百种。花儿在音阶、调式、旋法、节奏及曲式结构等方面特点显著，西部风情浓郁。音阶调式有四声近徵调、五声徵调式、五声商调式；旋律多用大跳（五至十一度皆有）、)三音环绕（二、三、四度）、同音进行、调式交替等手法；节拍有单拍子、复拍子、散拍子、变换拍子；节奏自由，可以短音拉长、长音缩短、灵活休止；速度可以临时变速、前后变速、多次变速；曲式结构用衬句、衬段扩充旋律，有两句式、两句半式、三句式、三句半式、四句式、四句半式。花儿的曲调，是一个蕴藏量十分巨大的宝库，是中原、羌藏、西域等优秀音乐艺术交融的产物，在今天，它已走出西部，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唱响，其中《河州大令》等曲调已被确定为中国民歌经典，而由女子十二乐坊演奏的《花儿与少年》更是飘洋过海，在大洋彼岸迷倒无数洋人了。作为河州花儿的组成部分，北乡花儿其传唱曲调主要有“河州大令”、“河州二令”、“河州三令”、“北乡令”、“撒拉令”、“马营令”、“尕姑舅令”、“尕妹妹令”、“白牡丹令”、“二梅花令”、“尕马儿令”、“咿呀咿令”以及“三啦啦令”等。北乡花儿的“长令”拖腔长，速度慢，倚音花彩多，有高亢辽阔之特点。“短令”拖腔短，节奏明快，刚健激越。

        广义的花儿不妨包括各种民间小调，它们也是北乡人民智慧的创造。比如秧歌曲和酒曲，仅《河州北乡秧歌》一书记录的曲调就有二十几种。永靖县西部山区的回族、东乡族、土族和部分汉族群众，在婚嫁宴席上有演唱宴席曲的习惯，宴席场从傍晚开始，唱把式们轮流上场献艺，他们载歌载舞，或者表达喜庆祝福之意，或者抒发别离之情，往往形成数人领唱众人相和的局面，气氛十分热烈。在歌舞间歇处，便有打调（打搅）者上场即兴演唱：

哎，地里么哟，哟嘛哟！

你唱曲子我打调。

白杨树上樱桃黄，

打调的阿哥们不编谎。

碌碡破了毛线绑，

鸡蛋破了抓蚂璜。

牛蹄窝里盖瓦房，

白杨树尖上盘大场。

十八个骆驼鸟笼里养，

蚂蚱的腿子上害蹄黄（口蹄病）。

      这些唱词妙语横生，是一种另类的文学，体现着少数民族“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快乐天性。

       北乡“花儿”山场有十多处，流传至今规模较大的“花儿”山场有炳灵寺、罗家洞、白塔寺、岗沟寺四处。其中炳灵寺和罗家洞“花儿”会久负盛名。良好的艺术土壤养育了众多的花儿歌手。1971年青年“花儿”歌手张佩兰、杨培梅，被临夏州歌舞团选为专唱“花儿”的演员。1979年回族“花儿”歌手李贵洲，被省、州选调至北京演唱“花儿”，博得好评。1985年在莲花山举办的全州“花儿”会大奖赛上，永靖“花儿”队荣获集体一等奖，李贵洲和汉族歌手刘连梅等，荣获男女独唱、对唱一等奖。近年来，涌现出的优秀歌手还有祁福录、孔尕扎、孔维芳、焦正芬等，这些歌手均以各自独特的风格，在全省、全国的民歌演唱中获得好评。君若有幸在花儿会听一趟,一定能体会到孔子听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的心情，清末东乡族诗人祁魁元在亲临花儿会后写下了“我亦龙华游胜会，牡丹听罢独徘徊”（《登松岩晚望》）的诗句，正是表达了沉浸在花儿音乐中而失神的体验。祁诗说到的花儿会与龙华庙会相伴而生，“老僧新开浴佛会，八千游女唱牡丹”（《前松岩古风》）的情形又是花儿会的一个特点——这就是河州人，他们把希望托付给佛祖，把情感寄托给花儿，花儿已是他们情感皈依的宗教。